法国人的记忆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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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毅超
谈起法国，大家首先会想起什么？是1789年那场无法绕过的大革命，是奇迹般的圣女贞德，亦或者是耸立在巴黎大地上的埃菲尔铁塔？无论我们想到些什么，这些事件或者事物已然成了法兰西的诸多象征之一。人们已经不再追究这些象征的过去，也不再怀疑这些象征是否可以代表法兰西。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但是这些真的如此理所当然么？任何对于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大革命严重撕裂了当时法国的各阶层。这种撕裂依稀可以体现在今日对大革命的两极化评价之中，埃菲尔铁塔亦是如此。它惊世骇俗的钢筋结构在当时受到了艺术界的猛烈抨击。因此，这些极富争议性的象征是如何成为今日法兰西人的共同记忆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对于皮埃尔·诺拉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更是令人着迷的话题。
由皮埃尔·诺拉所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为这一话题提供了某种独到的解读方式。本书的中文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版权问题，本书中文版仅获得十一篇论文的授权。南大出版社为了阅读方便，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其中第一部分的理论构建皆为诺拉的论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由不同作者从一些具体的象征出发进行历史回溯和构建。从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到环法自行车赛，再到普鲁斯特，本书在跨度广泛的同时，选取的角度也极为精巧。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阅读门槛并不低。没有足够积累的读者会存在某种阅读困难症。这尤其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之中。
记忆与历史与记忆之场
阅读本书的人，很有可能被本书的标题所吸引。“记忆之场”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一种优雅且深刻的比喻，亦或者是诺拉对于历史哲学的某种绝妙思考？对于急于需求答案的人，却看到诺拉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辩证法晦涩气息的文字：“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诺拉对于记忆之场自相矛盾的描述与他对于记忆和历史两者的理解密不可分。在诺拉的语境中，记忆和历史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在民族的时代，记忆和历史曾经是合为一体的。这最为集中体现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具有教化与指导民族的责任；民族认同则需要通过阐释过去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只有通过强大而又统一的集体记忆才能达成。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由于民族，我们的记忆才能立足于神圣的殿堂之中”。
《记忆之场》（精装版）
[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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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和谐一致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尚未割裂的基础之上。在那个时代，过去尚未成为一种全然陌生和异质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回忆将其复活。今日的过去与现在则成了难以相融的部分。与过去明确的断裂，导致了民族时代的消散。民族的瓦解丧失了对于统一的集体记忆的需求，历史也丧失了传承民族价值观的使命。根植于记忆和历史本性中的紧张对立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斥记忆。……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识记忆赖以植根的场域。”
换而言之，今日之我们正处于断裂的交汇点之中。我们已然意识到与过去的割裂，传统记忆令我们如此陌生，陌生到我们难以通过回忆复活过去；但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依旧可以唤起足够多的记忆。在这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产生了对于记忆的具体化身的需求。于是，记忆之场诞生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记忆之场成为记忆与历史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们不可能满足于单纯的记忆，如果是那样的话，简单的回忆录足够承担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在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中寻求的记忆之场必然是某种生与死的莫比乌斯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事件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今日世界对于记忆的渴望唤起了关于纪念的意识和对于档案的渴望。
绕不开的法国大革命
今日法兰西所拥有的记忆之场无疑如漫天繁星。本书第二、第三部分的作者也从各自独具匠心的角度，解释了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普鲁斯特如何成为共同的记忆之场的问题。安东尼·孔帕尼翁在谈到普鲁斯特的时候富有幽默感地写道，“一位伟大的作家未必是我们惯常阅读的作家”。甚至没有多少法国人完整地阅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位昔日有着犹太血统和性取向问题的边缘文化人士成为今日法国人的记忆之场。
多如繁星的记忆之场中，的确有相对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部分。毕竟，很少人会认为环法自行车赛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要。本书的内容也显露出一些端倪。在第二、第三部分中，7月14日、《马赛曲》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记忆之场都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关于贞德和拉维斯《法国史》的讨论也与大革命间接相关。谈论法国人的记忆之场，大革命是无法绕过的部分。它本身就是法国历史断裂的重要一环。
贞德
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指出，在今日的法兰西，7月14日已经成了单纯的纪念性节日，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明确的争议性。然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法国人对于7月14日的理解还存在高度的撕裂。甚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像左派所描述的如此美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巴士底狱遭受到了一种彻底污名化的待遇。这种缺陷使得法兰西右派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对7月14日作为国庆日的提案进行了激烈回应。
当然，这些右派对于史实的尊重程度与左派没有明显的区别。双方看重的是解读，是如何霸占对于历史的解释权，而不是历史真相。这种对于形象的争夺也体现在对贞德的理解上。贞德成了法兰西的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象征。每一方都利用被截取的故事片段将贞德据为己有。用本文作者米歇尔·维诺克的话来说，“整个洛林姑娘是统一和可分离的”。更为赤裸裸的是，一旦叙述不再适应需求，各派就会理所当然地采用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论述。
无论如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7月14日与《马赛曲》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争议性都比大革命时期有所削弱。尤其是在拿破仑三世色当惨败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努力调解内部矛盾，并将矛头指向普鲁士。这种对于民族性的强烈需求，强烈渴望统一的记忆。对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家而言，通过和解构建法兰西民族记忆远比继续撕裂大革命所产生的伤口更为重要。通过成功的修正和减少争议性，这些曾经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象征逐渐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在一战和二战的反复强化中，“关于整个大革命，特别是7月14日的记忆已经完全成为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些记忆超越了那些导致法国人分裂的政治分歧”。
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严格意义而言，即便不通过记忆之场这一理论，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法兰西历史记忆的某种趋向变化。记忆之场似乎成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偏好和智力游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哲学侧的诺拉身上，而在历史学侧的诺拉身上。
按照诺拉的理解，过去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构建法兰西史皆假设存在一个被称之为有机整体的法兰西实体。凭借各种决定论，他们将法兰西历史描述为一个统一而延续的整体。“历史学家们都是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重新建立历史连贯的脉络，甚至对于干扰级别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说也是如此。”作为历史学家，诺拉认为这类撰写法国史的方式所描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却是封闭的。法兰西历史被封闭在某种决定论的象征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或者用某种更为通俗的话来说，这种叙述方式只描述了法兰西的一个侧面，一种视角，一类态度。所以有必要超脱过去史学的叙事模式，构建一种关于法兰西历史整体性的元叙述。
这也是为何诺拉需要记忆之场的真正原因。他宣称“要通过‘场所’的技术，避开那个所有民族史迄今都无法逃离的怪圈，即永恒地用民族解释民族，用法兰西解释法兰西”。为了摆脱决定论的影响，《记忆之场》关注的不再是决定论，而是决定论产生的效果，法国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君主的时代是对于法兰西共同记忆的最早构建，是法兰西人何为法兰西人的最早追溯。雨果·卡佩成了构建的原点。在此之前的加洛林王朝并不是独特的法兰西记忆。雨果·卡佩所建立的法兰西卡佩王朝则成为一种独属于法兰西的记忆遗产。在整个君主时代，法兰西的王实际上是由卡佩家族的后代和旁系所垄断。这种几乎没有间断的传续构成了对于君主时代的法兰西延续性。
大革命摧毁了这种延续性，造成了法国历史的第一次断裂。不过，大革命在摧毁过去的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延续性，也就是民族。法兰西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历史学家在意识到大革命断裂的同时，努力试图调和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构建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法兰西延续性。诺拉认为拉维斯的《法国史》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努力地诉说大革命的创伤，而德国带来了一个冲击性元素，它决定性地改变了民族身份的合理边界。最根本的创伤从原则上看不再产生于国内，而产生于国外。不再是遭谴责的旧制度于被接受的现代法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而是一个在自然起源基础上建立的民族于一个人为的、暴力同意的民族之间的外部矛盾。”正是在这一时代，大革命的许多象征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并达成了与君主时代的某种谅解。
法国大革命 攻占巴士底狱
复数的法兰西代表了法兰西历史的新转变。诺拉认为其编写《记忆之场》的时候，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关键的转变之中。这与某种现代性的原子化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当代法国政治地位的衰败密切相关。随着二战之后，法兰西逐渐衰弱为中等强国，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开始消散，成为一般的民主制国家。在原子化的现代世界中，也不再存在统一的民族记忆，存在的只是复数的法兰西。每一方都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记忆之场，寻求自身起源的神圣性。“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即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代表了一个民族-革命的法国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其‘天鹅的绝唱’。”
不过复数的法兰西依旧保有法兰西的延续性。民族的情绪并非消失，只是改变了自身的等级和表达方式。“高处是欧洲、西方世界、民族国家，低处是诸如地区、家庭、故乡等地区性现实。”法兰西的历史实现了普遍与特殊，集体与个体的统一。对于今日的法国历史学家而言，他们需要证明这一新的断裂的合理性，证明断裂之下法兰西历史从未中断的一致性。或者用诺拉极为诗意的表达，“它以同一种激情、同一种步调，将这些记忆之场变成了我的法兰西，每个人的法兰西，所有人的法兰西”。
更为关键的是，诺拉的历史建构必须与现实相拟合。诺拉试图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躁动归之于关键转折期所产生的摩擦。“当另一种聚合的方式登上舞台，当某个形象最终确定时，寻求坐标系、探寻场所的需求就会消失。……记忆的暴政指挥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时我们的时代。”
不过，诺拉的构建的确很好展现出战后法国人的心态。法兰西已经不再如此伟大，但是法兰西人骄傲地认为自己的遗产已经融入到某种西方价值观之中，继续影响着世界。这是对于辉煌过去的沉湎，对于现在的焦虑和妥协，对于不可捉摸的未来的渺小期望；是法兰西面对自身和欧洲衰弱的无奈和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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